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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卿"文革"被揭是"假党员":革命四十年竟未入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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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卿(资料图)

我的父亲罗瑞卿——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

采访时间2002年5月

采访地点北京

采访对象罗箭(时年64岁)罗瑞卿之子

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政委

采访记者董雅丽

黄土高坡——我的家乡

“在我内心深处,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。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……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,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……”——罗箭

记者: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,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,他一直在外漂泊。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,对真正的故乡——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?

罗箭: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,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。父亲特别忙,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,只是到了打倒“四人帮”的时候,我妈妈就说他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,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。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,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,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。

在我内心深处,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。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,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。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,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,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。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,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,“文革”动乱时都被拆散了。

在延安,我大妹、二弟也有了。我们一家住在王家坪,大礼堂后边有一排平房。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工作很忙,我大妹比较小,两岁,有一个小战士带她。父母下班后,我们全家也就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在一起,那时候父亲常带我们玩,跟我们说话。

记者:您是1938年出生的,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。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,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,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,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,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?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?

罗箭: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,跟我差10年,我是1938年出生的,是第一个男孩,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。我一生下来,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。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,基本上不带孩子,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。

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,这个印象比较深刻。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,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,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,很大,他坐在驾驶室里,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。阿姨告诉我,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,接你回家。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,个子高高的,噢,这就是我的爸爸。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,没有见过车,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,我很害怕,不知道是什么,那么大一个东西。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,我特别紧张,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,都吓得我一哆嗦。那时,我是五六岁的样子。

因为父亲受过伤,那是在红军的时候,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,从颧骨穿出,把关节打碎了,愈合得不好,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,再加上他个子高,比较瘦,显得很严肃。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,怕他,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,经常开玩笑。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。

记者: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?

罗箭: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。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,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,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,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,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,把我们都接过去。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,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(康克清,朱德的夫人)接走了。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,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,把我们都接回枣园(朱德的住处)去,过一个周末再回来。我们小时候,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。

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,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,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,我们是安全的,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。我们当时也小,不懂得挂念亲人,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。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,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,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,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,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,父亲在前方,没有时间来看我……

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——罗瑞卿

“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,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,讲上几个钟头,不用稿子……就连毛主席都夸奖,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……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,很危险……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,心里就觉得安全。”——罗箭

记者:抗日战争时期,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、副校长,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。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,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,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,他的演讲很有特色,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?

罗箭: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,相对稳定,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,思想上还未统一,所以建立抗大。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,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,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,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。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,通过种种途径,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,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,像天津“一二·九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。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,把他们引导到延安,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,这样一来,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。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,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。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,就找八路军,要抗日也找八路军,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,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,没有住的地方,就自己动手挖窑洞。

罗瑞卿 罗瑞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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